《汉宫秋》是元曲家马致远所作的一本杂剧,敷演王昭君故事,而自成一家。
历史上的昭君和亲,是在汉朝强盛形势下民族间的政治联姻。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辞行时,“车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以致汉元帝悔之无及。那么,为什么“数岁不得见御”呢?《西京杂记》留下一则传说,说是画工贪污舞弊,故意丑化她的图像蒙蔽了元帝,结果画师毛延寿等因而被处了死刑。史载昭君出塞后,从胡俗先后成为呼韩邪单于及其长子的阔氏(匈奴皇后),共生一子二女,在塞外生活了五十多年。
从汉魏到宋元,歌咏昭君的知名诗人就有一百多个。昭君的名字,同“悲”、“怨”、“叹”系结在一起。“胡地无花木,春来不似春。自然衣带缓,非是为腰身。”(东方虬《王昭君》)人们同情她远嫁绝域的困苦。更多的是着眼于际遇:“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白居易)、“红颜胜人知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欧阳修)、“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红颜薄命,蛾眉 见妒、明珠暗投、怀才不遇,这一切最易触起文人的身世之感。历代连绵的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常使后人忽视了昭君和亲的性质,而以此谴责立朝文武的无能,这类诗如王元偶《青冢》:“环佩魂归青冢月,琵琶声断黑河秋。汉家多少征西将,泉下相逢也应羞!”另外,也有人从正统观念出发为昭君讳,如孔及《琴操》,便构造昭君在匈奴义不再嫁,仰药自尽。凡此种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汉宫秋》;而后者对这一题材,则作了更大幅度的改造。
正史上昭君和亲,是匈奴人觐,汉廷怀柔。而在《汉宫秋》中,这一事件深深打上了汉民族屈辱的烙印。剧中匈奴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侵”的实力和野心,情势要挟,予取于夺;汉廷只能臣妾事胡,唯命是从。被迫献出昭君后,“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一派铜驼荆棘的景象。这正是十三世纪历史情状的写照,反映出了金、宋相继灭亡形势下所特有的民族心理。国势衰颓,伊谁之咎?答案在“汉宫”之中。一类是卖国求荣的奸臣,平时“诌佞奸贪”,进而甘心作怅,引狼人室,剧本把毛延寿处理为中大夫,又写他主动投敌,便是这番用意;一类是当朝官员,文恬武嬉,尸位素餐,国难时“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这两类人误国实无本质区别,所谓“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奏”。在他们之上的便是风流天子汉元帝,信用奸佞,“多呢女色”,结果“江山难保”,把爱妃拱手送出作了交易。剧本写他的荒怠,写他的自我怨艾,实质是对昔人“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的诛心之论的发挥。“亡国之音哀以思”,哀其不幸,痛其无能,借盛衰兴亡以重鉴戒,这便是《汉宫秋》的主旨。
历史上昭君于竟宁元年和亲,同年夏天汉元帝即下世,“汉宫秋”更无从谈起。而剧作中却把两人处理为一对一见倾心的爱侣,这除了迎合舞台观众需要的因素外,主要还要结合马致远的人生观来考察。剧本将故事情节浓缩于前二折内,而以后二折的篇幅纯用自然主义手法来渲染离情别意,显示了作者的灰颓。在昭君,才得恩宠,而骤成死别,见红颜之命蹇;在元帝,尊为天子。而难保身家。知富贵之无常。作品流露的这种感伤主义情调,代表了元代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
历史上昭君自请出塞,生男育女;而剧作中则改写她留下汉家衣服,于番汉交界之处投江自尽。尽管从“忍看主衣裳,为人作春色”及“今生已矣,尚待来生”的自白中,流露出殉情以至殉节(封建贞节)的意味,但这种处理,毕竟塑造出了一个更新更美的昭君形象。何况剧本还让毛延寿被解回汉朝受诛,大快人心。在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汉宫秋》的这些描写,客观上具有赞颂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强烈效果,这也许是马致远所始料不及的。
《汉宫秋》的曲词艺术成就历来为人称道。元杂剧因题发挥、淋漓酣畅的特色,在剧中尤见尽致。例如送别昭君时,百官催促早回,元帝唱道:“伯不待放丝缰?咱可甚鞭敲金镫响!……假若俺高皇差你个梅香,背井离乡、卧雪眠霜;若是他不恋恁春风画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I”语意跌宕,言词冷隽,而回味无穷。第三折[ 梅花酒] 、〔收江南〕、[ 鸳鸯煞] 三曲,急节促拍,情、景、声、色交融一体,表现出元帝恍惚凄清的心神。全剧诚如王国维所评价的:“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成为古代悲剧的代表作。
元杂剧除《汉宫秋》外,还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及吴昌龄《夜月走昭君》,惜均已失传。明清的昭君戏,杂剧有陈与郊《昭君出塞》、薛旦《昭君梦》、尤侗《吊琵琶》、周乐清《琵琶语》等,传奇有陈宗鼎《宁胡记》、无名氏《和戎记》、《昭君传》等,也亡佚不少。从现存的明清昭君戏来看,都是按循《汉宫秋》的处理和格调,在此基础上,增添一些枝节,诸如昭君怀念汉帝宫闱,或魂归、或身还,也有的以后人凭吊青冢为结尾。从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看,它们都比不上作为祖本的《汉宫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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