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间谍——佐尔格

发布时间：2005/9/29 4:42:18 阅读：

　　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干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 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1941年11月23日，星期四清晨五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被捕。这样一位杰出的记者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东京的德国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置信。奥特将军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佐尔格是大使馆的 常客，也是奥特的亲信之一，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赖的同胞。
　　
　　德国人对此事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合作关系。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其内容由奥特将军电告柏林。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整个德国都感到震惊。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佐尔格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

　　佐尔格小时候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几乎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静度过的。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那时他已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质感到自豪。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字。就在他上高中期间，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在一次战役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3周后又负伤，但这次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茫然地探索着自己的事业，但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状况之中。在茫茫黑夜中，他终于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他开始如饥似渴，但漫无计划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他还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他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从此以后，他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份。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 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煤矿工人、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23年下半年，佐尔格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再次与前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选。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吧。”佐尔格欣然表示同意。

　　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在佐尔格看来，苏联共产党富有生气，是世界各国进步组织的中坚力量，能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一份力量，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1929年，莫斯科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为此，莫斯科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到中国来。小组成员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资料。佐尔格几乎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国之行的。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认为这次中国之行对他个人是极为重要的。

    1930年元月佐尔格到达上海。最初几个月里，他虽然表面上显得不露声色，但在暗地里却立即以上海为基地，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又结识了德国农业报的编辑以及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佐尔格以采访、旅行等名目先后到 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边远落后地区的基本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板《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 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3年之行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经历了公开的以记者身份在上海这样特殊的环境和中国内地进行谍报活动的风险，佐尔格的谍报经验更丰富了，他有勇气经受住考验。然而最有显著意义的是他结识了大崎保积和马克斯·克劳森这两个搭挡，这俩人成为他日后在日本完成他的谍报佳作的得力助手。
　
　　佐尔格回到莫斯科，他在日本的任务就被明确地确定下来。日本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心腹之患，日本和德国的合作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必须摸清日本的计划，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这一行动必须在日本本土上进行。必须在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以便直接获取重要情报。

　　佐尔格接受任务以后，以记者身份来到了东京。不久之后，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而近卫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佐尔格还吸收了宫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

　　与此同时，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 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佐尔格与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的交情给他帮了大忙。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信中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奥特从心底里感激他的老朋友给他推荐的这位能人。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风趣、开朗活跃而大方，又当过兵，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这使他俩一见如故。正 像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国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另外，奥特和佐尔格都属于同一代人，那年奥特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这又使他们的交情容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按照佐尔格的打算，在东京这样戒备森严的环境下获取日本人的情报，得花几年的时间作准备。现在一切就绪，他可以开始行动了。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秘密地进行呢？大崎通知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 并为此而感到紧张。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佐尔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此后，无论从奥特还是从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很可能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

　　一件偶然的事帮了佐尔格的忙。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哈克来到东京，他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他谈到,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他们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苏联腹背受敌，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这一协议，希特勒不得不给拟议中的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所谓“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仅仅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还是针对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决不会半途而废，他们会给协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样，在全世界知道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就掌握其内情了。

　　佐尔格并没有在大使馆里白白浪费时间，现在他已成为大使和陆军武官的非正式助手，武官奥特更是少不了佐尔格。佐尔格有意促成奥特的升迁使他官运亨通，这样他才能控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终于如愿以偿，他紧紧地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感谢。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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